在多个层面引入了保护受害者的机制。

比如合同签订阶段，制片方要详细说明合同义务，且在提供合同一个月后才能进行拍摄，以前AV女优则经常提前一天收到剧本，还不知道会被要求和谁做什么；在拍摄阶段，当天也可以拒绝发生性行为；传播阶段，需留出4个月时间给演员确认影像内容再正式发售；尤其引人关注的是，法案规定演职人员可以在售出和播出后的一年内无条件解除合同，要求停止影片的销售，不用支付违约金。

此前AV界关于“停止传播”的规定，只有“五年条款”，即五年无新作可要求下架过往作品，已结婚生子的苍井空便在2020年动用过该条款保障自身权益。但“五年条款”在性质上只是由第三方机构发起的行业规范，并不具备法律效力。

毫无疑问，“AV救济法”在AV女优的人权保护方面具有诸多开创性意义，和很多观众固有印象有所出入的是，“出演AV”并不都是基于自愿、疯狂捞金的，行业乱象由来已久。

曾经的日本AV产业，年销售额峰值能达到5000亿日元，占整个国民GDP1％，这一“盛况”本身，也在随网络视频普及和内容主体变化的冲击下逐渐走向衰落。

“AV救济”始末

《AV出演被害防止及救济法》其实也是另一项新法规的“补丁”。

4月1日，日本《民法》修正案正式生效，新《民法》中有一条是将成人年龄从20岁下调到国际通行的18岁。日本的“20岁成人”传统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，至今已经延存了146年，和其他现代国家相比的确显得不合时宜。

日本对“未成年人”一向有严格的保护措施，专门出台过《儿童卖春色情禁止法》，刑法则规定所有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都会判处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即便如此，涉及未成年人的情色交易在日本社会不算罕见。

2017年BBC就拍摄过一部名为《日本未成年色情交易》的纪录片，展现那些“援交少女”的经历，片中称日本“援交”市场高达千亿日元级别，高二女生参与援交比例达32.2％，高三达44.7％。纪录片采访的一位女孩每周与15-18位中年男子相会，每周能赚60多万日元。

正因有庞大市场需求，“女高中生”在AV中同样是热门题材，当然由于法律限制，出演的都是成年AV女优，制片方通常还会专门标注演员“已满20岁”。

新《民法》下调了成人年龄，则给18-20岁的女学生带来了一系列新权利，比如可以结婚、可以申请长期护照，也能独立签订以前需监护人同意才能签的合同协议——其中就包括AV演出合同。这意味着在日本特殊的社会环境下，有可能会出现“女高中生合法出演AV”这一让人啼笑皆非的局面，议员盐村文夏干脆表示：“4月1日就会开始有受害者，女高中生AV将会成为流行现象，不能容忍日本发生这么丢人的事。”

日本各界的担心，源于签AV合同本身处在灰色地带。被“星探”街头搭讪，以“模特”等职业的名义“诱拐”入行，拍完AV后还因违约金无法抽身的情况，过去时有发生。人们担心涉世未深的“新成年人”会成为无良片商的狩猎对象。

前AV女优胡桃香气一直是反对“诱骗拍摄”的积极发声者，《民法》漏洞在日本引发讨论后，她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质疑：“社会期待未成年人能对自己拍色情片的决定负责，但未成年人能在什么程度上达到这种期待？”

胡桃香气大学时曾被“星探”搭讪，对方询问她是否对“魅力模特”感兴趣，“他有一张体面的名片，说话非常恭敬，感觉可以信任。”她将其视作自己成为明星的机会，随后参加了一场“节目面试”，到场后才知道需要裸体出镜。包括自己经纪人、制作公司总裁在内的十几位比她更年长的男性将她围住，不停劝说她接受拍摄合同，“我觉得有很大压力要答应，所以我答应了。”

后来的几个月里，制片商以演艺合约作为要挟，多次要求她拍摄AV，胡桃香气因此从大学辍学，等到脱身时已经很难再从事别的行业。另一位AV女优香西咲的经历与之相似，她24岁时完成签约，第一天上班才知道自己签的不是模特公司，“我无法脱掉我的衣服。我只能哭。”可她最后也只能选择屈服。

不过日本民间和政界也有人持不同意见，认为“既然成人年龄下调，18-20岁女性自愿涉足风俗业，就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”，双方博弈的结果就是“AV救济法”。法案在拍摄的每个环节都有保护性规定，防止再有年轻女性于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拍摄，同时也能保障现役AV女优的人权。

然而该法案又引发了新一轮不满，日本一些女性团体认为，法案将AV、AV演员明确定义为“性行为影像制品”和“实施性行为的人”本身就违法。日本从1957年执行至今的《卖春防止法》禁止任何形式的性交易，而明面上，AV只不过是“表演”。“无码片”在日本流通则属于“出口转内销”，东京热、Maki Horikita、SKYANGEL等公司都是在美国注册，所以片头才会出现“FBI”的版权声明。

为“表演”性质的AV专门出台一部“救济法案”，相当于去掉了AV的马赛克，承认AV演员在进行真实的性行为。于是有人提出全面禁拍AV才能“从根本上防止伤害”，这才有了议会上的“禁AV提案”。

对此，有现役AV女优在推特上讥讽道：“禁止AV的话，只能开始相亲了。我就回乡下种菜养狗了。”还有AV女优抗议称：“比起操心AV，你们还是先操心性犯罪重罪化吧。”牵头订立“AV救济法”的盐村议员也认为全面禁止不现实，在推特上喊话“不要将两件事混为一谈”。

国际人权NGO组织“Human Rights Now”的秘书长伊藤和子则在“AV救济法”通过后的倡议中写道：“未能就这部分内容达成一致，因此没有被纳入本次法案。这些课题仍需反复讨论，以期在两年内再进行修订。”

围绕“AV女优人权”的博弈

AV女优的人权问题，不是第一次受到广泛关注。

2004年，日本AV界发生过引发巨大社会反响的“芭奇事件”。片商“芭奇视觉企划”在拍摄时让女优服用迷幻药物，然后强施凌虐行为，异物插入导致演员的内脏破裂，四个月后该女优才康复，并对片方提起了“强制猥亵罪”诉讼。

由于女优记忆模糊，参与拍摄的人员最初因罪证不足释放。但在警方劝说下，该片厂签约的女优们接连说出内情，案件最后以片方代表被判18年告终。

“芭奇视觉企划”是家专门制作“猎奇”、“凌辱”系列的片商，据其工作人员井川杨枝后来在《尘封的成人影片》中的描述，芭奇不会提前告知女优出演形式，而是直接将她们叫来现场真刀真枪地拍摄，演员全是本能反应，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巨大，公司便靠此类反人性、反社会的内容牟利。尽管此事是日本AV界发生过最严重的刑事案件，但后续影响主要发生在拍摄内容上，日本AV的产量、演员数量并未因此缩减。

不透明的“入行”机制，是更触及问题根本的争议重灾区。2011年日本发生“311大地震”后，杂志《周刊实话》称有一批“星探”深入灾区，看准灾民急需用钱的弱点，用高额酬劳诱骗年轻貌美的少女拍摄AV，在利益面前罔顾道德。

2016年3月，日本的首个人权组织“Human Rights Now”发布了一份关于“日本强制拍摄成人电影（AV）”的报告书，让强制拍摄问题成为了日本乃至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。该报告统计显示受害女性向“色情迫害及性暴力协会”咨询的案例3年内有72例，“以当模特为名被引诱”的案例有21件，“想停止继续贩卖拍摄的AV”有20件，“被强制拍摄AV”有13件。

报告还刊载了10位女优的具体经历，其中一位20岁的少女哭诉自己与平面模特事务所签约，临场才知道是AV，迫于“能在东京郊区买一幢一户建房子”的高额违约金，在无避孕措施的情况下与多人发生性关系，还不得不喝完12升以上的水。

亦有受害女性表示，对被说服拍摄AV懊悔不已，心里想停止但还是拍了多部，因忍受不了AV四处传播而自杀未遂。

这份报告发布后，也有业内人士提出质疑。引退后转型小说家的前AV女优川奈真理子主张人权组织的目的是“击溃日本AV产业”，案例只发生在3个公司（SOD、CA和MOODYZ）之间，数量相对它们3年间发布的1.8万部作品不值一提，“虽说是想维护女性人权，不如说是想剥夺AV女优的权利。”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依据，认为AV女优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职业，报告实则在“助长职业歧视”。

一些当时仍在从业的AV女优同样持批评态度，水菜丽称“读了但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”，初美沙希反驳道：“现在的日本AV产业界‘非常干净’，我是凭着自己的意志拍摄的，还认识了很多朋友。”河西亚美甚至表示“从来没见过被迫拍摄AV的人”。

但AV界的乱象被披露后，日本内阁府在2016年年底首次以年轻女性为对象进行了一次性侵害情况调查。该调查以线上问卷形式进行，共涉及2万名15-29岁女性，有5200多名受访者表示曾被“星探”接触或主动寻求类似“模特”的工作机会，有不到200名受访者承认签署了相关合同，其中有27％的女性签完后发现“上当”。

随后在2017年，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菅义伟宣布将对AV界加强监管，旨在杜绝街头搭讪路人、逼迫拍摄A片的情况。两个月后即2017年4月，“日本制片协会”、“AV女优联盟表现者网络”、“知识财产振兴协会”三家组织共同成立了“AV业界改革推进专家委员会”。

这个委员会就是现在的“AV人权伦理机构”，负责各项女优人权保障工作。比如AV女优引退后可能会在学业、婚姻、就业等诸多方面遭受社会歧视，该机构便在2018年2月开设了专项申请窗口，接受AV女优要求停止销售出演作品的申请，也就是前文提到的“五年条款”。两年时间里，动用该条款的下架作品达到1600多部。

在政府、制片方、行业机构、演员的漫长博弈中，AV女优的人权正在逐渐受到更多保障，这一进程显然还没到终点。

传统AV，夕阳产业

知名纪实作家中村淳彦在2017年出版的《AV女优的消失》中写过一个案例，中泽美由纪（化名）虽然是业界排名前15％的佼佼者，却只能住月租4万日元（约人民币2000多元）、没有浴室的老旧木制公寓，最窘迫的时候会断水断电，连电话费都交不起。

“我小学的时候就有D罩杯，从小一直梦想当偶像，大概中学时改变志向想成为AV女优。不管多穷，绝不做向男人拿钱的事。”曾这么想的中泽美由纪入行后却发现“原来AV女优的生活会如此贫困”，以她为代表的非顶尖日本女优平均月收入只有15万到20万日元，在日本和兼职护工差不多，属于低收入人群。

而根据《女性风俗业从业者的时薪排行榜（2006年版）》，AV女优出演单体作品时的时薪最高可达3.1万日元，单部作品的薪酬可达80万-150万日元，AV女优的收入状况显然今非昔比。而中村淳彦在2012年出版的《AV女优实录》中就提出，业界长期不景气导致制作商会追求作品质量或各种各样的过激内容，这导致AV女优在薪酬没有太大变动的情况下工作更加辛苦，一个匿名的具体案例是：某女优的时薪在扣除事务管理费后只有2000日元。

在上世纪的“泡沫经济时代”，日本的人口结构发生过较大变动，按日本总务省的统计，1975至1995年间，25岁至29岁年轻人中的单身女性占比从20％上升到了48％，单身男性占比从48.3％上升到了68％，一批针对单身男女的新服务纷纷涌现，比如援交、爱情旅馆、电话俱乐部等，色情影像也是其中之一。

而矢野经济研究所的《2017年御宅族市场调研》显示，AV和成人游戏的市场规模在逐年下滑，“色情大国”日本似乎正在进入“性冷淡”时代。其中AV的市场份额下滑2.38％，为492亿日元，规模只有偶像市场的四分之一，能提供多种情绪价值的“清纯偶像”，似乎比只能带来短暂愉悦的“性感女优”更受欢迎。

传播介质的改变也动摇了AV产业的根基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日本录像机价格直线下跌，录像走入寻常家庭，录像出租店遍地开花，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AV业蓬勃发展。1992年标志性人物饭岛爱出道后，她30多部作品每部销量都能达到1万盒以上。

从录像带再到DVD，21世纪初的光盘碟片见证了日本AV最繁荣的时期，AV成为了日本一张不太好看的“文化名片”，在全球、尤其东亚范围内属于珍稀品，乃至出现了挂上“FBI声明”出口售卖的局面。但当互联网普及后，这种稀缺优势便不复存在。

AV作为本就处在地下的消费品，盗版几乎禁无可禁。而P站、OnlyFans等成人网站跳过了“AV制片厂商”这一环，一些个人博主甚至能直接向受众提供内容，人们对AV的需求减弱也就不奇怪了。前些年流行过“VR拯救AV”的说法，但由于VR技术本身发展较慢，VR设备的体验还有很大提升空间，没过多久又成了“AV拯救VR”。

从1982年打开地下市场的《洗衣店的阿健》算起，日本AV发展至今已有四十年，一种特殊但成熟的产业不可能迅速消失，身在其中的演员也需要得到更多人权关注。

传统AV已是夕阳产业，只是这一次，无论是出演者还是观众，都没有人怀念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