业内人士认为，高以翔录综艺猝死只是“偶然事件”，背后更多从业者的“过劳”与事故上不了热搜。

记者／陈龙

“为什么说影视行业都是青春饭？全都在透支生命做节目。”2019年11月27日台湾男艺人高以翔在录制节目时猝死的消息传出，节目制作人苏蒙克首先想到整个行业的氛围。她说，“这个行业的畸形在于，所有人都把熬夜当敬业。大家被一种虚无的荣耀感笼罩，好像连续多少天没睡觉有多值得骄傲。”

“降薪令”的出台，导致演员片

节目的要求。

尽管微博“高以翔超话”上充满了指责浙江卫视的声音，但影视娱乐的庞大机器依然在运转，行业内部的运行机制还是硬生生地在那里。高以翔之死，在业内人士看来，只是个“偶然事件”。

“崩溃”

11月27日一早，许多不知道“高以翔”这个名字的人都被刷屏了。而知道这个台湾明星的网友，则开始了一场网上的追责和讨伐。

事故发生在凌晨。浙江卫视综艺节目《追我吧》在宁波的片场录制，到凌晨1点45分，奔跑中的高以翔突然倒地。据现场观众描述，高以翔倒地后的片刻，所有人都没在意，还以为是节目效果。屏幕上，摄像师甚至给高以翔的眼睛拍了特写镜头，还是同在现场的明星黄景瑜最先发现“他的眼睛不对劲”。

现场人员对高以翔做了15分钟的心肺复苏，2点之后，他被送往4公里外的医院。微博博主@吃瓜群众CJ 透露，“情况很严重”。大约5点30分，传出高以翔死亡的消息。后来浙江卫视公布的死因是“心源性猝死”。他年仅35岁。另据其好友透露，高以翔此前有感冒症状，原准备29日为朋友婚礼当伴郎。

据粉丝们梳理，高以翔23日去厦门参加完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式，25日在台湾，26日凌晨1点多发出最后一条微博，26日下午1点30分抵达宁波，上车前还向粉丝招手。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亮相。

27日，大量网友发微博和朋友圈悼念高以翔，并提到他饰演过的角色“王沥川”。而浙江卫视姗姗来迟的“说明”，引发了批评和质疑。网友依据众多来源不一的消息和材料，指责浙江卫视缺乏安全措施、现场救援不及时、节目难度过高、掩盖事故消息等。浙江卫视第二份战战兢兢、语句重复的道歉声明，又被批缺乏诚意。

苏蒙克觉得，一味指责浙江卫视有些不公平。“就像一本书《崩溃》里写到的，大家都处在一个庞大、复杂的行业系统里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只能注意到很小的范围，而各个环节又环环相扣，联系紧密，没有人能掌握所有的状况。这样就极容易发生崩溃的事情。”

高以翔的事故，在她看来，也是一场综艺节目，甚至是整个综艺圈和影视行业的“崩溃”。

例如，粉丝注意到，高以翔出事前已经喊着“我不行了”。“正常情况下，很多演员都会说‘我不行了’，‘我累了’”，但包括导演，几乎所有人都没注意到危险，“因为在这个复杂的系统里，每个人都集中在自己做的事儿上。”而导演的背后，有庞大的团队、资金问题，“这是一个如此大的游戏，很多事情就不可控。”

事后，有网友回顾了《追我吧》的内容设计，以及当期录制和往期节目中的危险场面。这档“都市夜景追跑竞技秀”包含“蜂巢虫洞”“平衡滚筒”“爬楼速降”等环节，其中最后一关需要明星吊“威亚”徒手攀爬70米高的大楼，再从楼顶借助滑索，从钢索上滑降140米。此前，吴宣仪、宋祖儿参加该环节时，均曾表露出惊惧的神情。

但苏蒙克说，一般来讲，参加综艺节目的明星事先都与节目组签订了合同，合同中规定的节目内容、时长等都是艺人接受的，艺人及其经纪公司应该对艺人的身体状况和时间有基本的把握。她并不认为，这个极限挑战强度过大，“跟好几年前一些让明星去蹦极、跳伞这样的节目，有什么区别呢！”苏蒙克觉得，此次事故中，经纪公司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。

对于高以翔的死亡，许多明星都出来表达自己参加综艺节目时类似的危险甚至“濒死”体验。28日，男明星姜思达在微博上发文，指高以翔事故背后是“野心、集体梦想、健康、幸福生活指数、金钱、攀比心的混合斗争”。

苏蒙克认同姜思达的说法。她说，如此超时长、高强度的工作，所有人依然拼命参与，“因为我们热爱这项事业。”苏蒙克说，“导演愿意晚上两三点去熬夜开会，大家愿意加班录节目。如果没有热爱，是支撑不下去的。”

而这层热爱背后，是影视行业的大变局。

“限薪令”后，艺人收入缩水九成

已从事综艺、网剧、电视剧制作人工作8年的王凯华说，《追我吧》是当前国内真人秀挑战竞技节目的一个演变个例，融合了此前的《跑男》《全员加速中》等通关闯关类节目，“其实就是大杂烩，全是不同类型的嫁接。”

王凯华觉得，近些年，国内极限挑战类综艺节目越来越多，一端是综艺本身的要求，而另一端是观众需求端的猎奇心理。

“观众就想看更精彩、新奇、刺激的东西，电视台希望更高的收视率。”因此，出现如此高难度、危险性大的节目，客观上也是市场主导的结果。矛盾的是，事前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、贡献了《追我吧》CSM69城市网收视排名第一的好成绩；事故发生后，又集体出来责骂制作方。

“现在的舆论矛盾点都集中在浙江卫视身上。浙江卫视肯定是有问题的，但这是一个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，而不单单是浙江卫视的问题。”王凯华说，浙江卫视的被动地位，造成他们“说什么都是错的”，招来骂声一片，“自媒体时代，每个人获得信息的渠道更通畅了，但是阴谋论的观点也更盛行。”

高以翔到达片场开始录制的时间未知。腾讯《贵圈》称，“当夜（26日）12点，他被节目组的车接到录制地——宁波环球航运广场”，而当日白天好像已经经过一轮彩排。

据称，浙江卫视的录制从26日早上8点30分开始，至次日1点45分，时长17个小时。事发后两天，网上充斥着高以翔“连续录制17个小时”的说法。实际上，从离开宁波机场的时刻算起，高以翔的工作时间最多12小时。但网上舆论已经无法冷静看到这一误差。

另一方面，从韩国引进这一类节目的过程中，国内缺少了一个把控限度的环节。“韩国的节目导演，在设置一些关卡、障碍的时候，往往要先去挑战体验一下。他们会亲自体验，觉得自己能承受能忍，节目才会去做。”但国内通常不是这样，“你让他自己去闯，他也没有把握完成。别说日常天天休息不好的艺人，就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，往上攀登70米，也挺费劲的。”

而“吃瓜”观众最后在屏幕上看到明星们惊险闯关，只是沉浸其中，感受刺激。“看节目和真的去体验挑战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”但在这里，真实体验和“节目效果”的界线变得模糊了。

除了27日的高以翔、黄景瑜、陈伟霆等人，前三期参加节目的还有范丞丞、李振宁、毕雯珺、钟楚曦和前运动员李小鹏、邹市明等。“你看参加这个节目的嘉宾，大多数都是演员。为什么演员现在愿意来参加综艺呢？”

答案是“限薪令”。2018年，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多轮“限薪令”，9月规定，单期综艺单个艺人的片酬不能超过80万，常驻嘉宾一季节目总片酬不能超过1000万；11月进一步规定，影视剧演员片酬，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%，其中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70%。这给一线明星的收入带来巨大打击。

以浙江卫视此前一档经典节目中的女明星A为例。王凯华说，一般综艺每季12-14期，一季打包的费用，A可收入8000万；而限薪令后，她一季的收入只有720万。而从2018年8月开始，受范冰冰事件影响，明星所得税率从原本6.7%飙升到42%，这让明星的收入呈断崖式下跌。

“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”王凯华说，许多明星的消费习惯、心理认知没有适应这个变化。“收入萎缩到1/10，相当于一个普通人，我以前拿一万，现在拿一千。”许多艺人因此不得不接受来钱快，且可以维持出镜率的挑战性综艺节目。

收入下降，给明星带来的心理焦虑也是明显的。一线女演员B，在影视界有着巨大的粉丝量，此前一部剧的片酬在1亿左右。2019年，B所在的公司为她接了一部戏，消息传出，粉丝们以“为什么去给新人小鲜肉抬轿”为由集体反对，B只能拒了这部戏。但她因此得罪了片方，导致2019年无戏可接。“一时半会儿片酬降不下来，没有人去找你。她只能通过综艺节目去维持热度和曝光率，总比没有工作要好啊。”

影视寒冬下，平台却变强势

高以翔死后第二天，有人统计，超过40位明星在微博上发布了悼念高以翔的文字。演员宋佳说，“高危职业，同行们热爱的同时请保护自己”。某种程度上，这也是艺人们一次集体宣泄情绪的呐喊。

明星“身价”和收入下降的背后，是影视寒冬下影视行业资金规模的锐减和利益的再分配，这进而产生了各种连锁反应。

演员身价虚高、“天价片酬”，曾是中国影视界的一个畸形现象。2018年“限薪令”甫一发布，就有人预测，综艺节目可能减产。如今，这已是寒冬里的事实。

王凯华说，目前，中国一线的互联网平台，除了芒果TV之外，全部都在亏损。“节目平台两个最大成本，就是带宽成本和内容成本。带宽成本是国家规定的，没办法；所以只能减少内容成本，而内容成本的很大一块，其实就是演员片酬。”

过去，一些网剧成本逐年攀升，高达3亿到6亿。2017年头部电视剧《如懿传》成本5亿，仅周迅、霍建华两位主演的片酬就占去一半，很多时候，一些主演的片酬甚至占到全部演员片酬的80%-90%。

当年国家政策支持、影视市场繁荣的大环境，直接导致了演员身价虚高。“他们实际上可能并不值这么多钱，只是因为有资本的大量涌入，他们是稀缺资源，有叫价能力。把自己的价钱叫得那么高，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价值就那么高。”王凯华说，“资本撤走之后，价值和价格偏差就不会那么大了。但是演员的心理落差会很大。”

降片酬，曾经也是制作公司和平台一直呼吁的。而如今，当这种呼吁最终实现的时候，行业形势也发生逆转，压力转移到了演员一方。

据《证券时报》报道，2019年前三季度，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共646部，比2018年同期的886部减少27%；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共24617集，比2018年同期的35209集减少30%。其中，横店影视城的开机率同比锐减45%。如此行情下，许多一线明星也无戏可拍。

演员迪丽热巴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说，自己已经七八个月没有拍戏了，她公开喊话导演，说自己“有时间”。同时，《演技派》《演员请就位》等演员养成类综艺节目却热度上升。

在影视剧数量减少、资金外逃的趋势下，头部聚集效应愈加突出。于是，一些收视率高、资金量充足的节目，成为明星们渴望的“蛋糕”。

王凯华透露，影视生产环节中的制作公司、演员、平台三大角色中，平台如今逐渐成为“大托拉斯”。“现在平台强势程度已经到了什么地步？三家联合。第一家说，我们不用这个演员，OK，那两家也说不用这个演员。那这个演员在市场上就没有活路了。”

如此一来，过去身价上亿、动辄耍大牌的明星们，如今反过来要看平台的脸色行事。“最怕的一点，就是得罪平台。”王凯华说，几年前，演员文章在杭州参加一个节目，临上场前提出“要吃油泼面”，否则不上台。这样的情况，今天不会再有了。买方市场已经变成了卖方市场。

因此，和电视台签的合同上关于“工作时长”的协议，就是一纸空文，明星们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合同规定来。“大家的习惯是，这事没做完，无论是谁的问题，咱们先把这事做完，再来理论法律、加班这些东西。”超长时间工作，反倒成了不成文的行规。当高以翔、黄景瑜们录制节目时，他们遵守的，同样是这个行规。

现在，演员在录制过程中不敢再提出格的要求，因为一旦得罪平台，他将遭到遗弃；如果拒绝加班或故意怠工，后期剪辑中，他的镜头可能会被大量剪掉。

平台的强势地位增加，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公平。2017年，制作成本3亿的网剧《如懿传》卖出8.1亿的独家网播价。“制作公司只要把剧卖出去，它就一定会赚钱，演员只要出演了，也一定会赚钱。”但是平台承担了所有的风险，“可能因为演员吸毒、嫖娼、出轨，导致这部戏没法播出了，或者这部戏播得特别不理想，亏了2个亿，这些跟演员和制作公司都没任何关系。”

如今形势变了。许多平台在购买影视剧前，会学习票房模式，与演员、制作公司签订一个风险共担的三方协议。“在拍戏之前，就会跟演员签协议，要求其在基础的道德层面不能出现问题。一旦出现问题，要赔偿损失。”2018年高云翔和范冰冰共同出演了成本高达5亿的《巴清传》（前名《赢天下》），随后，高云翔被曝在澳洲涉嫌性侵，面临巨额赔偿。为减少损失，2019年5月，高云翔与妻子离了婚。

“以前艺人是稀缺资源，平台要捧着他；现在平台是稀缺资源，演员要求着平台。情况完全变了。”王凯华说，平台有了分割资金的权力，会把钱用到更多、更需要的地方，“同时，也有了要求、制约、规范演员行为的权力。”

从业人员普遍“过劳”

高以翔之死，在影视行业内外都引发了程度不一的震动。结合2019年讨论热烈的“996”“熬夜死”等社会话题，许多人将之聚焦到“影视行业过劳”的问题上，而高以翔成为全社会加班、过劳的一个代表。

苏蒙克说，她的朋友圈里，浙江卫视的编剧导演同行经常在凌晨四五点发类似“上半夜录节目，下半夜开会。过俩小时还得开始录”的状态，配图则是凌乱的会议室和无比疲倦的导演们。

影视行业里，导演熬大夜，连开十个小时的会，后期剪辑工作到半夜，直接在机房睡，这些都是常态。而苏蒙克自己，也曾在一个月里，每天凌晨两三点回家，早上七八点又到台里。“能怎么办？所有人都这样，只能生扛着。”

相对而言，电视电影遭受的创痛则更为严重。“电视台要比我们这种做综艺的稳定很多，幸福很多，员工也是有固定薪水的。”影视摄影师张艾说，演员在综艺节目里能挣到更多，按照设计好的台本走，吃的苦也比演戏少。

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、沟通效率低等，导致拍摄时间被无限拉长，加班成为自然。演员之外的技术和工作人员，甚至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。“演员还好点，一般有上下班时间，但摄影、灯光、化妆，都是提前2个小时到，完了还要收场。”青年导演杨启后在横店拍戏的一段时间，一些工作人员每天只能睡4个小时，有时候干脆不回宾馆，直接睡在片场。

杨启后和张艾都对国内流行的开机仪式心怀不满。“开机仪式要看吉利的日子，有时很耽误时间。”不仅如此，剧组里还流行“女人不能坐箱子”的说法，“据说女人坐了镜头箱、苹果箱，会沾湿气，因为女人的月经是污秽的，会给剧组带来不好的运气。”杨启后说，有身份的女演员不小心坐了箱子，会被提醒，一般女性坐了箱子，则会被严厉责骂。如果拍摄出了问题，比如杆子倒了、票房不好之类，就会归咎于坐箱子的女性。“这些，全是从香港那边传过来的。”

明星耍大牌的现象依然存在。张艾曾参加一部宫廷戏的拍摄，片酬1亿元的女主演经常耍大牌，“什么睡美容觉啦之类的荒谬要求，还有提前不背台词、现场背。这导致拍摄进度严重延误，“后期只能疯狂追赶进度，天天熬夜，导演都熬不住了，然后换副导演监工，我们底层的弟兄有好几个都累晕了。”

他也和英国的剧组合作过。全剧组员工和演员同吃同住，所有人都实行8小时工作制。“但我们剧组的拍摄量，一天下来是他们的5-10倍。”

编剧黄石说，2014年冬天，他们在东北拍摄，因为连续熬了三个大夜，剧组里人都是蒙的。“当时在高速公路上抢拍一段重场戏，一个场工不小心站到警戒线外，一辆大卡车飞速驶过，直接把他撞死了。”最后剧组和保险公司才赔了不到30万。“这个场工有两个孩子。”

杨启后看到的圈子里，每年都会有剧组发生猝死事故，“但因为不是聚光灯下的演员，而是普通人，所以大家都不知道，也不会上热搜的。”一些工作人员从脚手架上跌伤或摔死，许多编剧深夜写剧本，因为大量抽烟和饮用功能性饮料，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。这些，都是明星、热搜效应背后，大众看不到的“过劳”和事故。

2014年，杨启后导演拍摄了一部纪录片，他每月的工资只有4000块，“因为导演和演员有露脸的机会，觉得自己早晚有一天会熬出头，所以能接受报酬低一些。”而更辛苦的摄影、灯光等工作人员，收入可以达到12万至15万一年，“这就是为什么这么辛苦，他们还肯干。”

苏蒙克说，影视人熬到半夜，大脑通常是高度亢奋的。90后媒体人邵光宇的女友在北京一家影视公司做剪辑，近两年，女友经常工作到凌晨3点，打车回家后睡不着，在床上打“王者荣耀”游戏，直到天亮才睡。“我真的受不了，就分手了。”

“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熬夜却没有死？”苏蒙克说，这是因为影视人有调休期。“可能一个节目忙了两三个月，完了之后可以轻松点，休息一个月。”苏蒙克说，“但也不是完全放松，因为还要筹备下一期节目。”

苏蒙克觉得，中国综艺从抄袭台湾、欧美和日韩，到后来有了版权意识，“买模板”，进步是很明显的，但代价是无法顾及影视行业人员的身体。“这不就是我们要的中国速度、拼搏精神吗？所有人都自愿加班，所以我们的节目水平、制作效果才快速增长。咱们的发展，就是靠不断压榨人取得的。劳动法、加班费，谁见过？”

可惜的是，中国节目始终缺乏创意，而创意和努力往往是矛盾的。“就是因为我们太努力了，才没有创意。”苏蒙克说，“搞创意的人全都在工作，他们根本没有生活，哪里来的好创意呢？”

影视业乱象

行内人都承认，明星“过劳”，实际上远不如幕后人员的“过劳”。而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，正是目前影视业存在的种种乱象。

杨启后说，影视行业中，普遍存在着小作坊式的生产形式，制片人拉到资金后成立剧组，会将不同工种转包出去。在预算太少的情况下，层层转包，往往导致拍摄质量、安全系数的下降。

杨启后举例，一部1000万投入的小成本电影，制作人截留300万甚至500万，再分摊给各个部门，而后续每个部门会继续克扣。“层层转包下来，落到拍摄上可能只有200万。要用200万经费做出1000万的效果，你只能把下面每一个环节都压榨到极致。本来一天拍8个小时，现在一天要拍20个小时，才能勉强到人家要求那个样子。”

“比如某个老板打算投资一部电影，他找影视公司，影视公司找制片人，制片人去‘拉皮条’，找编剧、导演、演员，然后讨论如何分摊资金。然后各个部门的老大，比如摄影指导、灯光师、化妆师，再去拉自己的部下。拿到多少钱，也是老大事先谈好的。”张艾说，这些老大、群头其实就是包工头。

杨启后曾经给一个道具组50万经费，包工头实际只花了10万。“做出来的内在质量，其实是有安全隐患风险的，但外界还看得过去，只要没出事情，就是很好的。”

但在其他方面，影视行业又存在许多腐败现象。张艾说，国内影视剧组中，层级关系非常突出。其中权力较大的是制片方、导演和大牌演员。“制片方相当于给编剧、导演、演员及经纪公司‘拉皮条’的‘皮条客’，油水最大。”制片方又分生活制片、现场制片、外联制片等，“他们负责给钱，上下打点，疏通关系。比如你去某个商场拍摄，商场不同意，外联制片撒钱解决。所有剧组中的不公、过劳，主要基于这种畸形的层级关系。”

有时候，剧组还要和官方打交道。“比如要租借某个政府机构的房子，监狱、行政机关大门口之类，这个时候官方要摆架子。”张艾说，“怎么摆平呢？要么塞钱，要么给他的子女上镜机会。”

许多从业人员都是关系户。“比如一个灯光组，包给了一个小老板，他找来一帮乡亲、兄弟来做，这些人根本没有经过专业的影视培训。你跟他说一个灯光效果，需要描述很久，现场还要不断调试。”杨启后说，“美国好莱坞有他们的影视流程，工会体系、教育体系也很发达。他们操纵摇臂的人，可能是南加大理工的一个硕士，而我们摇臂的人，可能高中都没有读完。”

一般的影视剧组中，个人签合同的只是剧组中几位核心人员，其他工种的人员，只由部门老大或群头代签集体合同。这样的合同，形同虚设。

因为转包和克扣，影视剧组里的器材质量经常不过关，有时临时搭建的三合板摄影棚刷完油漆，甲醛严重超标。“甚至会令人昏过去，我身边接触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了。”张艾说，“有一次当地消防局过来把我们摄影棚查封了，最后靠外联塞钱了事。最后影片结尾还会出现：某某市某某公安局、某某消防局协力制作。”

克扣截留资金，导致剧组人员的伙食也很差。张艾说，剧组人员习惯吃馒头，因为馒头保质期长，可随身携带、扛饿，不容易坏。“饭可能经常是馊的，菜里可能有指甲头发创可贴，而肉是不能吃的，有时候还会有虫子。加上工作时间混乱，许多人因此得了肠胃病。有一次张艾剧组里的日本导演来拍戏，直接网购方便面，吃了三个月。

“生活制片克扣食宿经费，已经是国内多年来屡见不鲜的恶习，即使是导演和演员，对此也非常无奈。”张艾说，“账面上15块钱标准的盒饭，实际上成本不过三四块，你想想这还是人能吃的吗？”

张艾始终认为，演员还是要从作品出发，而不是什么综艺节目。因为失望，他放弃了过去从事多年的现场摄影，开始自己写剧本。

要解决这些腐蚀影视行业的问题，张艾觉得需要引入净化力量，比如工会。在他接触的外国剧组中，各个工种薪酬差别不会很大，也不存在克扣问题，账目都会报有关部门公示。

“任何行业没有这个，都是不会有希望的。”张艾说。

（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）